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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看病记
作者:互联网    来源:互联网    点击:614    时间:2016-5-22    编辑:何春锋

乡村看病记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陈墨


    □“赤脚医生”虽然工资、学历不高,但是为人好,村里大小事情,有的村干部都解决不了,医生能解决,这就是病人的信任。

    □“万一查出毛病怎么办?儿子要结婚,是买房子还是自己治病?”

    □“现在孕产妇全去大医院,乡镇医院常年不接生,基层服务能力退化。”

    □6个自然村,只有一个乡村医生,只能每村一天。 

    大岚镇1万多个村民常走的城乡公交线路,是一条看病路。

    从余姚县汽车站到大岚镇卫生院,城乡公交要停59站,途经灯具厂、农家乐、矿泉水厂、塑料大棚,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就到了三层楼的大岚镇卫生院。

    公交继续走,进山上坡、下坡,停靠每个村口,人们一眼就能看到乡村卫生室——绿底白字招牌、有些斑驳的外墙,和紧闭的棕色大门。

    43岁的院长姚亚强和大多数医护人员一样,清早从这座宁波市西北部的全国百强县出发,一路上山,来到院里晒着笋干的大岚镇卫生院。

    沿着相反的方向,坐上这趟公交进城时,70岁的村民郭兴苗也觉得“蛮有信心的”。他经过了“只有一个医生”的村卫生室和“设备比较差”的镇卫生院,要带肝癌晚期的儿子去上海最好的大医院看病。可惜,这条路换来的是泪水。前不久,这个失去独子的父亲为儿子过了第一个忌日。

    卫生院最忙碌的科室

    在这栋青白色的三层小楼中,姚亚强所在的中医理疗科是唯一一个需要等待的科室。走廊里的塑料长凳没有人坐,穿着布鞋、棉袄、松垮西装的村民一团团挤坐在诊室里,大家用一次性塑料杯喝着茶,谈笑着。

    走廊里贴着姚亚强的宣传海报,照片旁边用大红字写着“宁波好人榜”。楼梯转角处,一人多高的展板上印着通知:“姚医生全天限号30人。”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,层层叠叠地挂着15面锦旗,实在挂不下的,索性挂到了楼下的急诊室里。

    “我们找姚院长,不找别人!”有病人喊着。

    三年前,出身全科的姚亚强,转行学习了一种名为“小针刀”的中医理疗技术,治疗关节痛、中风、瘫痪等。

    在这个工作日的上午,姚亚强无疑是这里最繁忙的医生。牙科诊室没有患者,全科门诊大夫用手机听课。旁边的妇幼保健科室一片漆黑,观察室的病床似乎许久没人用过。 

    深蓝色的病历本一个挨一个地在桌上摆好, 刚做完治疗的姚亚强从里间出来,拿起暖壶给一只又一只杯子添水。一边看诊,一边与患者寒暄。

    他轻松地叫出每个患者的名字,说出对方家里有几个儿女,手机和电脑里存了五六千个患者的电话号码,每个名字后还简单标注病症。墙边堆着两个袋子,是患者送给他的鸡蛋和干菜。

    甚至有一张图片报道称,在村口的泥巴地里,狗都认识他,见他去看诊,就摇着尾巴欢快地“在前边带路”。

    “我的一个科室带动了医院一半的工作量。”姚亚强说,开设中医理疗门诊前,医院的年收入仅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一,其中九成来自药品,而今,中医理疗科的服务费占到医院年利润的一半。

    朱仁万从家过来,要花4小时,换5次车。因为小儿麻痹症,左腿疼得严重时,“饭都不吃,人都发热”,他去过余姚、宁波的大医院,院方建议他换股骨头,老爷子不肯,还因为“医院不让我把片子拿走”吵了一架。

    疼痛难忍时,他看到电视广告称免费赠送治腿疼的“神药”,按照屏幕下方拨打了电话后,对方告诉他,药不要钱,送货上门只收服务费1180元。

    从2014年11月起,这个腿脚不便的瘦老头儿开始找姚亚强打针。“实在熬不住了来打一次。”到现在打了70多次了,他边说边做广告般站了起来,“我以前铲地都跪着铲!”他吼道。“现在呢?站着铲?”旁人问。“还是跪着铲地!艰苦奋斗!”他喊口号般大声道。

    屋子里一阵哄笑。

    “镇上看病方便,出去是救命”

    看诊的间隙,姚亚强打开学习针刀的微信群,每个周三晚上,他和同学会在群里交流,对各自遇到的病症进行“专家会诊”。

    有时候,他会帮需要转院的患者写张字条,帮忙引见相识的专家。对这里的农人而言,“镇上看病方便,出去是救命”。

    郭兴苗曾发誓要救儿子的命。那是2012年,这个家住大岚镇雅庄村的老人接到了儿子从宁波打来的电话,体检发现,这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小伙子肝癌晚期,已经出现淋巴转移。

    70岁的老父亲连夜凑了4万块钱,拖着残疾的右腿坐上公交进城,他要带儿子去上海大医院治病,而绝不去家门口那个他信不过的乡镇医院。

    相比国家提供的数据:目前21个省做到了90%的大病患者不出省,75%的患者选择在本市的医院住院治疗。坐在黑漆漆的家门口,后朱村的老书记、91岁的王贞苗叉着手,发布了自己的“权威”数据:“村里人出去看病,70%去余姚人民医院,20%去宁波,也就一个两个去杭州。”

    这个享受特殊照顾的“三老人员”(老党员、老革命、老干部)去过最大的医院是余姚县人民医院。那是一天夜里,老爷子突发盲肠炎,在村里当司机的儿子开车送他到大岚镇卫生院,卫生院用救护车紧急送他去县城,姚亚强一路陪着,当晚动了手术。

    “人民医院看不好就不再看了,村里很多看不起病回来等死的。”村口两个村民平静地说。

    郭兴苗不认命,他把儿子安顿在上海一家大医院附近的私家驿站里,其实是小区里的私人住宅,被隔成一个个十几平方米的小空间,租给远道来看病的人,每月租金80元。

    他早上3点起床排队挂号,确诊后得知,儿子需要立即手术,但医院病房已满,得有空床才能手术,具体时间等通知。

    回忆起这些,老人眯起眼睛。坐在他身边的老兄弟悄悄站起身,默默地收起了手里的二胡。几分钟前,老兄弟俩还拉着二胡、打着拍子,乐声和掌声从木窗里飘出来。

    “农村来的看病苦。”他说,他每天买菜、在公共厨房给儿子做饭,去医院急诊室过道里等消息,钱用完了就回村,挨家挨户借。

    终于等到空床时,已是两个月后。

    “床位都给有钱人住了”,这是等床位的病友中盛传的说法。郭兴苗深信这一点。

    一旁的老兄弟接口道,他以前从屋顶掉下来摔断了脚踝,是儿子托熟人在县城医院安排的床位。“可麻醉是实习医生给麻的!根本不懂!打的位置不对,落下好多后遗症!”老人说着撸起裤腿,给记者看不会回弯的脚踝。

    按村民的理解,看病也是攀比的硬指标。一位村民得意地说,在镇政府工作的女儿每年带4个老人去大医院体检,“钱可贵了,”但是检查全程有人陪着,不用排队,“像导游一样。”每隔一段时间,专家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病情,“贵就贵在这个地方!”

    听到这番话,一位与记者交谈过的老农民悄悄把记者拉到一边,有些不好意思地请求从采访本上划掉了自己的名字,“怕儿子在报纸上看见了不舒服”,丢面儿。

    姚亚强在乡镇的卫生院待了20多年了,他亲历了一波波的医改,也深感农民看病难。

    “越往上矛盾越多,”姚亚强很羡慕当年乡村里的赤脚医生,“虽然工资、学历不高,但是为人好,村里大小事情,有的村干部都解决不了,医生能解决,这就是病人的信任。”

    大医院的窘境也在乡镇卫生院体现出来。姚亚强说,刚参加工作时,轻微的外伤、缝合都可以在卫生院进行处理,“现在不敢了,手指头受伤,又怕功能受影响,都去大医院了。”麻醉、车祸等更是不敢处理。

    在大俞村,有村民指指姚亚强,悄悄对记者说:“我耳朵坏了,他们都缝不了。”

    姚亚强也会刻意拉近与患者的距离。他把自己的手机号、QQ号、微信号都印在名片上,摆桌上供患者取用。他会在手机里记下每个患者的电话、名字、病症。

    可他又不得不承认,比起过去,这种距离是越拉越远了。

    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“战略性放弃”

    71岁的朱守芬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死亡,尽管在村民口中,他是“看不起病回家等死的人”。家门口贴着三张符,墙上用铅笔写着药方,床边的钉子上挂着在医院拍的片子。

    靠墙的铁床上,满头黑发的朱守芬盖着几条脏兮兮的被子,面朝门半躺着。屋外在下雨,屋里也湿漉漉的。他一边抱怨“最麻烦就是生病”,一边剥着花生,一把一把地丢在只露出一颗牙的嘴里。

    2012年,他突然大小便不通,肚子胀得像只皮球。余姚县城医院诊断为胰腺炎,让他通知儿女,准备手术。医院给他上了导尿,用的都是进口药,一个星期花了两万块,据说手术要十多万。朱守芬硬生生签字出院了。

    从出院起,他就靠自己开的方子活着。床对面发黄脱皮的墙上,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记着几个药方:“正天丸、分必的、治头痛 三九胃太、治胃痛涨”。

    朱守芬有两个儿子,都在余姚,孙辈正值学龄,“养小的顾不了老的”,他念叨着起身,踮着脚从一个黑漆漆的壶里倒出黑漆漆的药水,抿嘴喝着:“自己顾自己,遇到毛病自己治。”

    脚是前不久上山采药时,别在石缝里扭断的,去余姚医院打了石膏,缠着的绷带已经发黑。这个精气神儿十足的病人用一个方便布袋套住右脚,权当鞋穿着,一瘸一拐地,在自家院子里种救命的药材。

    一根杆挺起来的,是七叶一枝花,能消炎、抗菌;墙上爬着墙三七,地里圆的是八角金盘,马鞭三七能治伤,丹参消脓肿。

    在村民眼里,儿女才是最有效的医保项目。爱画国画的沈功鸿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,“病房里人都坐不下”。儿女们搬到了城里,老两口每年去宁波过冬。前不久回到村里,沈功鸿得知,村里有老两口相继死在家中。

    “小病能医,大病等死。”村里老人语气平和,如同谈论天气,“年龄大了就挺着,儿女不管,就像原始人一样。”

    有病重的老人念叨,“阎王爷怎么还不来。”沈功鸿分析,要是老两口有劳保,自己有个四五千块钱,儿子负担轻些,也愿意带着去医院。

    鲁条姑也是心甘情愿签字出院的。她有一个儿子,在余姚县城打工,当年问18户人家借钱娶了媳妇。而今,11岁的孙子补课要用钱,脑溢血住院两个月后,不见起色的鲁条姑出院了。

    有村民算了一笔账,遇到大病,住院一年最少要10万块钱,家人日常陪护、开销三四万,在普通的农家,一人一年的收入不过七八千元。

    对于经济窘迫的农户,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“战略性放弃”。

    姚亚强很理解这种“放弃”。每两年一次的体检,他都要费很大力气动员村民参加。“很多人会想,万一查出毛病怎么办?儿子要结婚,是买房子还是自己治病?”姚亚强说,他们索性拒绝体检,不让自己陷入这个难题里。

    又一个难题摆在郭兴苗面前。因为在医院用不上一些药,这个“无能”的父亲不得不去外边的药店买来镇痛药给术后的儿子。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一部分大病住院的费用,而药店买来的药不能报销,住院几个月,儿子的治疗一共用掉了30多万元。

    “拆线都没拆就让出院,因为病人太多了。”郭兴苗的手机里存着儿子的影像。回家后,儿子又坚持了两年,2014年6月,情况恶化,去余姚人民医院住院。照片里的儿子脸部浮肿,鼻子插着管。下一张照片,是摆在鲜花中的遗像。

    “我儿子又乖,又正直,”郭兴苗嘴角是笑的,眼里含着泪,“他是去年3月26日早上走的,今年应该30岁了。”

    他随后低下头,不说话了。

    村子里有豪华的会议室,却几乎没有乡村医生

    村子正在失去更多的年轻人。一位税务系统的退休干部告诉记者,他所在的丘庄,“好走的都走了。”四五十岁之间的,已经不足10人,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出去了。留下来的,大多是老人。

    “小茶叶卖不上价,笋子也是,20几块100斤!”一个戴眼镜的老者抱怨道。很多大岚镇村民做花木生意,近两年,楼堂会馆建得少,花木价格也一下跌了八九成。

    一个周四的下午,姚亚强背上棕色的药箱,来到村子进行“流动医院”服务。大俞村是重点开发的旅游风景区,一条用来漂流的河流纵贯全村,河上搭有木质栈道,两边排布着古色古香的江南小楼。沿途经过的另一个村落,正修着度假村,原木色的风车、水车吱吱呀呀,像童话世界一样。

    接到村委会通知,头发花白的村民们开始向会议室聚集。明亮的大房间放着实木桌椅,六面一人多高的大旗分列在大屏幕两边,几盆塑料大花摆在讲台前。

    姚亚强接上电脑,用方言讲伤口的处理方法、被蛇咬了怎么办、感冒的处理,PPT一页一页翻过去,有人高声谈笑。

    村子里有豪华的会议室,却没有乡村医生。

    半个多小时的课后,护士开始逐一给村民量血压,信息会被录入他们的电子健康档案。一个老人拿着一盒过期一年的降压药,姚亚强自豪地指了指这个老人,对记者说:“这个大妈听完以后拿着这个问我还能不能吃,说明这个宣传是非常有作用的!”

    随后,这支队伍赶着去下一个、下下一个村子,继续这次诊疗最主要、甚至是唯一的服务——量血压。

    “只是量量血压,做做公共卫生服务,是浪费医生资源。”姚亚强说,眼下,乡镇卫生院能够处理的,是伤风感冒、胃肠炎、皮炎等普通内科疾病,产科、外科已经萎缩甚至消失。

    “现在孕产妇全去大医院,小医院常年不接生,基层服务能力退化。”姚亚强说,上级对余姚市每年孕产妇死亡人数有规定,超过3个就要追究责任,卫生局不鼓励乡镇卫生院开设产科。

    1991年,刚从余姚卫校毕业时,姚亚强从事的是产科工作。那时,乡镇卫生院都有权接生,中心卫生院甚至能够进行剖腹产和阑尾炎手术。

    一位开私车拉客的女村民回忆道,自己在县城生孩子花了1000多元,亲戚在乡镇卫生院分娩只花了100多元,那时,乡镇卫生院是许多农村产妇就医的首选。

    而今,“大医院产科爆满,小医院都空着。”据称,余姚市人民医院产科爆满,走廊加床已排到电梯口。和别的医生一样,姚亚强也担心,随着二孩放开,大医院产科压力会更大。另一面则是,大岚乡镇卫生院多年没有接生了,“现在医生看见产妇都害怕。”

    2004年冬天,一位有流产史的高危产妇被家人用床板抬到卫生院。彼时,大岚镇卫生院是一栋破旧的厢房。全院只有一台长期闲置的X光机。

    那时候,乡镇卫生院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补助,院长姚亚强不得不与药商谈判,尽量降低中间商的利润,为医院创收。每到年底,姚亚强都要去镇政府、卫生局和上级大医院“化缘”,医院的设备、医护人员的奖金、救护车甚至如今的三层小楼,都是他“讨钱”讨来的。

    按规定,乡镇卫生院没有资格给高危产妇接生。大雪封山,无法转院,卫生院变压器冻坏断了电,姚亚强找来200米电线,连上计算机室的不断电系统,为抢救室的设备供电。

    医护人员用炭生火取暖,举着手电筒、点上蜡烛照明,像教科书中爱迪生帮妈妈动手术一样帮产妇接生。母子平安,但那也是卫生院最后一次接生。

    2009年以后,乡镇卫生院收入主要依靠政府补贴,不再有创收压力,风险较大的产科和外科开始被舍弃。

    结果是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退化。 “像一只猫,饭给喂饱了,它就不抓老鼠,晒太阳去了。要是只喂一部分,它就会自己去抓老鼠。”

    姚亚强认为,科室减少的背后是医生的日益浮躁。卫生院现有7名医生,医护工作人员共计21人。从2006年起,乡镇卫生院开始实行定向招聘,聘用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。

    编制成了最大的筹码。到大岚服务满5年,可以申请离开。姚亚强每天在路上花费3个多小时。绝大多数年轻医生也正经历着同样的奔波,为了孩子上学,把家安在县城,然后每天来回跑。

    平均每年会有一两个医生选择离开,去城市里的街道卫生院、或者平原地区的卫生院工作。空出的编制则再次成为临时工的跳板。

    姚亚强有些忿忿地说,“年轻的都想到外面去,没有能力的、老的留在这个地方,派了活儿给他们完全干不了,工资又不能少。应该打破这种体制,让人能进能出。”

    实际上,这个头顶众多光环的院长已经萌生了退意。“我当了13年院长了,”姚亚强坦率地说,“也不可能当到卫生局长,到大医院也当不了院长。” 他认为自己应该靠技术吃饭。

    对于名声,他有点顾虑。他也担心,没了自己的中医理疗诊室,大岚卫生院就完了。这家以前在余姚市垫底的乡镇卫生院,如今是各种学习的典型。

    他微信的个人签名是“大岚山小针刀疗效好”,每次遇到“最美天使”、“身边的基层好医护”等评选时,他不断地用投票链接刷屏。“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票有多少啦,再投一票。”

    他拟了几个题目供记者参考:“情系山区,心系百姓”、“金杯银杯,还有口碑”、“德艺双馨,妙手回春”。走在泥泞的山路上,他也试探着问起,“能不能发个内参,让领导看见。”

    6个自然村,只有一个乡村医生,只能每村一天 

    在后朱、雅庄、大路下等十几个村子,几乎每村都有挂着统一绿底白字招牌的村卫生室。

    “每天九十点来,中午吃了饭就走了,有急病也找不到人。卫生室里好一点的药也不多。”一位村民手一指说,300多户人就一个医生,医生家离本村十多公里。

    从一个村子出来时,路边停着一辆红色电动车,一个面色黑红的中年妇女手握镰刀,正在路边挖野菜。大岚镇卫生院的司机停车和她打招呼,然后扭头告诉记者:“她就是村卫生室的医生。”

    “乡村医生就像新鲜空气一样,每天都有觉得平常,一旦没有了,像有雾霾了,人们才意识到要珍惜。”姚亚强说,几天前,一个村卫生室医生出了车祸,颅内出血,需要住院一周,村干部打电话向乡镇卫生院求助,能否派一名医生顶班。

    从鲁柏先家到村口的卫生室,步行不过十分钟,他偶尔也去转转。只是在这个工作日的下午,村卫生室和其他村子的一样,空无一人,一辆农用三轮车索性停在了门前。

    事实上,乡村医生一直不够。按照规定,每1000人以上的村规划一个卫生室,配备一名乡村医生,人数不够的、如只有400多人的大俞,没有乡村医生。华山村包括6个自然村,只有一个乡村医生,只能每村一天,在几个村子轮流坐诊。

    差不多每周一次,王贞苗和老伴儿坐一站公交去大岚镇卫生院,量血压,开些常见药。“就找姚院长,别人量不准。”他们不相信村卫生室。

    对于村卫生室,雅庄村公认的聪明人鲁柏先已不在意。这个有点弯腰、表情阴郁的中年人平静地说起,自己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医院里度过。

    他患有强直性脊椎炎,“药吃了一卡车”,伤了胃,差不多半个月就有一次胃出血。“出血量大,当时就晕了。”起初,他忍着头晕自己开车跑40公里,去余姚县城医院打吊针。“吊针打了几百次”,久病成医的他又就近去大岚乡镇卫生院。

    姚亚强曾想培养一些乡村医生进行常见病的处理,但是“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,属于非法行医”。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》规定,《条例》公布前的乡村医生,符合条件的,可以申请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,继续在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。而自条例公布之日起,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、保健和医疗服务的人员,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。

    “协和医院也考这些题目,我们乡下这么小的医院也考这些题,好多病我们听都没听过,小医院考不出执业医师啊!”

    目前大岚镇的乡村医生,最年长的73岁,60岁以下的只有两人。除了一人90年代初期毕业于乡村医生班,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,其他都是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的“赤脚医生”。

    大岚镇下属14个村,村民12671人,只有10个乡村医生,姚亚强说,自己在大岚工作的13年间,乡村医生一个都没有增加,反而有3人死亡。“老一辈的赤脚医生快要死光了,再过5年,年龄结构只会更不对等!”

    在姚亚强看来,要么进行分类考核,根据实际情况,增设乡村医生证。要么把乡村医生列入编制,给予合适的工资待遇,吸引城里的卫校毕业生到乡村来。眼下,乡村医生没有编制,年收入只有约5万元,“这是规定出了问题!不修改的话,乡村医生永远都不可能增加!”

    “关键是没有领导愿意挑担!”姚亚强说,医疗资源下沉从根本上来看是不现实的。“大医院专科强,我们没设备没药,让大医院的医生下到乡镇就是种浪费,应该普及乡村医生,让更多的常见病在基层解决。”

    而被强直性脊椎炎折磨多年的鲁纪云已经放弃了治疗。午后的阳光柔和地洒在身上,这个村里少有的年轻人直挺挺地坐着,身子与竹椅组成了直角三角形。“我的脊柱已经成了一根棍子了,你们正常人的像竹子一样是一节一节的。”他半张着嘴说。

    他去过宁波最大的公立医院,也找过乡下的卫生院,十几年里,每次听说有北京专家来宁波,夫妻俩都坐车赶着去看。

    而今,鲁纪云和许多村民一样,停药“维持”。“村里人就是这样,有90块钱要存100块,过后再还给别人10块。有病也舍不得去看。”姚亚强说。

    爱画画、家里贴着国家领导人头像的沈功鸿有自己的奇特逻辑: “大岚这块儿等死的人多,如果都这样不看病,全靠国家补贴医生,国家的负担太重了。”

    郭兴苗开始信命,他眯起眼忍住泪水,勉强挤出一个笑容,“就是儿子命运不好。”他一遍又一遍地请记者呼吁用人单位按时给员工体检,“我的儿子没有了,还有很多别人的孩子在外打工。”

    只是腿脚不好的他很少坐公交进城了。他有些气愤地说起,自己是三级残疾,不享受任何优待,只有在城市里坐公交不要钱,偏偏门前这趟,是趟不伦不类的城乡公交。儿子走后,这趟连接乡村和县城的公交,也不再承载这个父亲的希望了。

    (实习生徐芃对本文亦有贡献)

    (来源:《中国青年报》2016年04月13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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