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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代里的利他主义试验
作者:互联网    来源:互联网    点击:602    时间:2016-5-22    编辑:何春锋

小时代里的利他主义试验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陈轶男


    在北京五环外,一处不足10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,挤着住下了4个年轻人。左楠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   两年前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,左楠选择在这因位置偏远而租金低廉的房子里落脚。这里是她的家,也是她的办公室。

    3名舍友兼同事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、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。他们在装修简单的客厅里上班,在油腻的餐桌上开会。

    从北五环外的这栋居民楼里,有关“乡村锣鼓队中的女性”或“印度种姓制度”等关注社会议题的文章,被发布到名叫“破土”的网站、豆瓣小站和新浪微博,并到达微信公众号3万多名订阅者的手机。

    正如这团队的名字,他们属于当下中国在互联网上破土而出、致力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青年社群。他们普遍受过良好教育,善于通过社交网站等平台传播新知,组织沙龙,针对公共事务发表各式见解。他们规模不大,缺乏盈利前景,往往要自掏腰包,但却乐此不疲。

    出现更早的“政见”致力于将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介绍给普罗大众,现有微信粉丝16万,微博粉丝近8万,网站日访问量数千人次,再加上头条号、邮件订阅等渠道,能够直接抵达的读者估计达到二三十万人。

    “他们的崛起已成为过去两三年里最重要的网络景观之一。”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者胡泳、吴丹彤在新近的论文中指出,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恰逢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期。

    “比他们的前辈更幸运的是,他们是伴随着信息的大规模民主化而长大成人的。”

    “这一群体致力于不同方向的尝试,尽其所能地记录并介入这个时代”

    在校的时候,创立“破土”的念头就已经在左楠的心里破了土。

    就读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她以劳工为研究对象。周末她常去北京的工地转悠,到了寒暑假,她就租房驻扎到南中国的工业园区。

    在一次关于工伤的调研中,左楠走进了工业区一家社区医院。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这个城市女孩。医院的其他楼层都很空,唯独4楼“连走廊里都躺着人”,鲜血满目,哀嚎遍布。

    那是她之前从来没听说过的科室——手外科,被送来就医的都是在流水线上被绞断了手指的工人。

    在一间病房里,左楠甚至遇到来自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的两名工友。一天之内,他们在同一台故障机器上先后出了事。

    这些血淋淋的故事就发生在当今几乎人手必备的智能手机的另一端,却好像与现代社会分隔在两个世界。

    当她回到北京,又一次出发去工地前,听到舍友叮嘱,工地很乱,很多农民工找不到老婆,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。

    这分好意让左楠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一方面,她心疼自己熟悉的群体被污名化,另一方面,她沮丧自己周围的同龄人“怎么会离底层那么远”。

    她发誓要让承受着欠薪、加班、工伤、职业病之苦而又维权乏力的弱势人群更多地进入公共的视野。

    2014年夏天,硕士毕业找了一份社工工作的左楠,跟几位同门师姐创建了微信公众号“破土工作室”。这个名字既接地气,又有着“破土而出的力量感”。

    她们基于自己的调研撰写文章,为社会底层和工人群体发声,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,以及初入社会还没有变成“老油条”的年轻人。

    相对而言,“政见”在对象群体上并没有特定的倾向。

    2011年,时任《南方周末》时政记者的方可成参与筹办的政治学研究新栏目流产,他索性带领已经组好的团队“单干”,“政见”就此成立。

    在这位前记者看来,大众媒体上的观点性内容良莠不齐。一些高产的评论作者,学识水平和思想深度其实有限,有时甚至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,抓住一句话就大做文章。

    “比起大众传媒提供的快餐,学界的研究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。”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的方可成说,“基于丰富的研究材料,经过了理性的逻辑推演,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,是更值得参考的信息。”

    而“政见”所要做的,就是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从仅有专业人士津津乐道的学术期刊、报告、会议中发掘出来,用通俗、有趣的方式呈现给大众。

    “用一个英文世界里的概念来说,这对培养‘知情的’(informed)公民是极有益处的”,方可成介绍,“我们可以告诉你如何认识我们所身处的社会,为你解析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件,粉碎那些与政治、社会有关的谣言。”

    就在“政见”起步的3个月前,一个多语种编译项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诞生。

    受到“7·23”动车事故的激发,阿尔巴尼亚语专业的大四学生康夏决定建立一个平台,将一些大事件的素材集中起来。

    他和同伴组成了涵盖9个语种的编译团队。

    “我们的目标是消除语言的障碍”,康夏说,要让那些不会外语的读者也可以知道世界其他角落都发生了什么。

    他觉得身上有一分责任。“初衷就是对信息偏差和信息霸权的挑战。”

    胡泳等人的那篇论文中概括:“这一群体致力于不同方向的尝试,尽其所能地记录并介入这个时代。”

    那边卧佛寺,这边城中村,她们之间刚好隔了一座山

    左楠自己也认为,在同学眼里,她“一直是个奇葩”。

    她被认为观点“激进”,时常在大家心平气顺的时候拍案而起。

    今年3月,赶着新款手机发布的时机,“破土”发文呼吁大家关注手机工厂患白血病、噪声聋的工人。

    “这文章写得——那你吃饭的时候应该想想农民,在家的时候应该想想建筑工人!”有人在后面评论。

    左楠迅速回复:“难道不应该吗?”

    即便是在求职季,当身边的同学们纷纷穿上正装和高跟鞋,化上精致的妆容,优雅地出入写字楼,知道自己“八成会当社工”的左楠依然素面朝天泡在工地,晒得满脸通红,热得大汗淋漓。

    社会工作专业全班共20人,除了她,没有一个做社工。

    对同学们有吸引力的是一些能挣钱的、稳定的、特别是能提供北京户口的单位。

    左楠不是没有尝试过这些选择。

    作为家中的独女,父母希望她回到家乡广西工作。她参加了不少事业单位的面试,一路畅通,却总在最后一关的门前主动止步。

    “还是不甘心!”左楠笑着说。

    还有一回,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到北大招聘,会场设在“高大上”的光华管理学院。左楠套上她唯一的那身正装,也跟着同学去凑了热闹,却败兴而归。

    “哪会录取我这种张口就说中文的人呀。”自嘲为“又破又土”的她开玩笑地说。

    毕业前一年的中秋节,左楠的3名舍友结伴到“据说很灵”的卧佛寺——该寺庙因与英文“Offer”谐音而受年轻人欢迎。而左楠独自到城中村里调研。舍友们都求到了满意的结果——最终一个进了银行,一个去了房地产公司,一个考上了公务员。

    左楠还清楚地记得,那天她去的村子和她们去的卧佛寺之间刚好隔着一座山。

    他们人生的路好像越走越远。在她看来,同学们的“转行”有些可惜,他们受到国内顶尖的社工教育,却放弃了社工服务弱势群体的职责和使命。

    “我们的一些大学,包括北京大学,正在培养一些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’。”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公开评价,“他们高智商,世俗,老到,善于表演,懂得配合,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。”

    左楠对此颇有同感。她注意到,把与底层的有限接触作为跳板,已是学校里广为人知的秘密。在实践活动中去村里风风火火地张罗修一座没有用的桥、开一个不盈利的店,沾上“公益”的名头,就能为简历增加光辉的一笔,在雇主面前包装出一颗热忱的社会责任心。

    左楠希望,有更多“有良知的知识分子”真正地去关怀社会底层。

    她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她的学长、“政见”创始人方可成在燕园重合。

    2004年,方可成以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省一等奖的身份保送北大,怀着“承担社会责任、推动社会进步”的新闻理想,踏入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大门。

    然而,他很快发现,多数同学对让他热血沸腾的事情漠不关心,并没有相似的使命感。

    大一时思想政治课,老师让大家谈论精英主义的话题。发言学生的观点出奇地相似,都是对“精英”一词进行讽刺和批判,表示自己不过是普通人。

    “你考上了北大,你不是精英谁是精英呢?”方可成对这样的说法颇有微词,“回避‘精英’这个身份,真正回避的是精英背后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。思索国家的命运、承担社会的责任,这些事情总得有人站出来。”

    在“破土”的网站上,左楠和同事们写道:“闹不清或许也不愿闹清这些宏大话语的人们,越来越多地走进了自己的‘小时代’,似乎遗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急剧变革时代的参与者与塑造者。”

    他们跨越国界,跨越时差,通过邮件组和微信群并肩奋斗,尽管互相甚至未曾谋面

    北京五环外那套繁忙的两居室,很久没迎来一个完整的周末了。

    每一天,左楠和同事们都为了让文章更加“吸引年轻人”而费劲,他们绞尽脑汁拟出有意思的标题,推敲风格轻快的语句,或者加入时下流行的网络表情包。  

    微信公众号创立半年后,在大学老师的研究经费——也是迄今唯一一笔资助的支持下,他们创建了“破土网”。相比从前,对内容的需求骤增。

    单是左楠负责的“时事”板块就要每天更新5篇文章,她必须积极地向专家学者约稿、争取转载授权,并招募志愿者。

    志同道合者来自四面八方。从100多封申请信里,她和同事选拔了散布在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南京、广州等地的十几名志愿者,为他们制定读书计划,训练调研能力,把他们变成“破土者”。  

    目前,“破土”争取到了国内外20位高校教授加入顾问委员会,微信公众号的点击率时常过万,并引发读者热烈讨论,但她自认为“破土”的受众主要限于学术圈子内部,还没“打出去”。

    “政见”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

    目前,“政见”团队已从最初的个位数增加到60人。他们多是海外名校的留学生,跨越国界,跨越时差,通过邮件组和微信群并肩奋斗,尽管互相之间甚至未曾谋面。

    一位名叫陈铎川的高中生,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、贫血对农村儿童发育的影响、计划生育和人口素质的复杂关系等议题,为“政见”撰写了文章。

    尽管如此,“政见”对于公众来说,仍有一道壁垒。

    方可成用“能力不够”来解释这一现状。学术上的资源非常富裕了,在大众传播上的技巧还是紧缺,如何让学术文章足够通俗和大众化是“政见”正在攻坚的难点。

    此外,这个没有收益的纯志愿者团队,没有人能够全职为之工作,也被他视为“政见”将来的瓶颈之一。

    不过,已有不少受众的反馈让他欣慰。有人把“政见”分季度的文章合辑打印下来,装订成精美的手工书。

    前不久,“政见”发表了一篇文章,提出当整个社会都在宣扬母乳喂养的好处时,种种原因无法哺乳的女性受到了很大的压力。

    文章发出不久,一个师姐告诉他,看到有人把文章分享到一个微信群里。很多妈妈表示,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了好多。

    “这个正是我们的初衷,真的是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。”方可成说,“能让一些人获得知识,一定程度上减轻社会偏见和社会压力,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。”

   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徐睿(应受访人要求化名)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被“破土”团队“捉住”的。

    有着9年田野调查经历的他先是被约稿,后来加入这个令他感慨“太有战斗力了”的团队。

    现在,这个拒绝对外透露姓名的年轻人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,同时为“破土”兼任编辑。他说:“最感动我的一点是,团队里没有人去想什么5年之内要在北京买房,每天脑子里装的都是那些工人的事情。”

    (来源:《中国青年报》2016年04月20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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